树是个好东西呀，它对这个肺对皮肤是确实有太大好处了。没有树木陪伴，我可能会早早地枯萎。我们张家承袭下来的养生之宝还有米汤，我就相信这个米汤的功用。
以宗教力量化解抑郁
● 张学良很多时候都是处在卧床静养状态，也就是“呼吸气功”，保持了思维的活跃和大脑的灵敏，这对心理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
● 越来越多的医学家承认，宗教信念能带来身体机能的奇妙的不可思议的变化，而这种有益的催化作用又是西医原理难以解释的。
世纪传奇老人张学良，一生的经历可以说是奇幻又非凡。不到而立之年，因父亲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而不得已接替父亲职位，执掌东北军政大权，统治3000万人民，成为“全世界最年轻的独裁者”（埃德加·斯诺语）；后又归顺中央，成为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深得蒋的信赖；“九·一八”事变后，又成为万夫所指的“民族罪人”，实际上是“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他游历世界各国，见过希特勒、墨索里尼，一度崇尚“国家主义”——简言之就是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后又因对蒋介石的内战方针不满，开始接近共产党人，同红军合作，思想上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成为一名爱国将领；1936年年底，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这次事变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其重大意义历史学家已有公论；然而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却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涯，国民党从大陆溃败后，又险些被蒋介石泄愤处死……这样的人生，这样的沧桑变化，不但没有使张学良“看破红尘”，厌世遁出，反而让他提前进入“散淡”境界，把囚禁生活当做修身养性的人生大课堂。在被软禁期间，张学良把自己的生活设计得十分充实：研究明史，钻研《圣经》，养鸡养鸭，徜徉林泉；在贵州时，还帮当地贫苦乡民操办婚事；在湘西，同流亡的东北大学生们共同联欢……等等。
从张学良身上体现出适时而变的禀赋来看，根本看不出这位将军曾经是一位著名的享乐主义者。
张学良年轻时曾经吸过毒，靠着坚强的毅力戒掉了毒瘾。
张学良也曾经历过歌舞升平的富贵温柔生活，不论在天津、北平，“少帅”的风流韵事也曾是报章追逐报道的“花边”。
从这一点看，他的一生也是繁复多变的，“烈火烹油、鲜花鼎盛”的繁华场面也经历过，“铁窗孤月，寂寞流水”的晦暗境遇也饱尝过。然而张学良能从人生变化无常中超脱出来，并且能超越忧郁，使人生境界臻于完美，终于迎来祥和、平静、充实的晚年。
综观张学良的大半生，他以自己的顺时应变的精神书写了一部奇特的养生经历，并修成善果，可谓“囚禁中修炼成的全福老人”。
张学良享年101岁，他的长寿之谜也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的话题，有人称之为“张学良现象”，也就是逆境人生中却能实现长寿的现象，这在世界政治人物中也是罕见的。
有一次，张学良被问到养生之道时，回答说：“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养生之道，只是会吃能睡。平时都从晚上10时一直睡到转天上午11时，中午再睡2个钟头。再加上不愁吃，不愁穿，心情保持开怀。”
话虽听上去极端，却也道出了这位36岁起就开始过囚禁生活的少帅之所以能颐养天年的某些真相。按照张学良所说的睡眠时间来计算，他每天睡眠的时间竟达15个小时，这样的睡眠时间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偏长的。睡眠偏长或偏短对身体都是不利的。但据卫士回忆，张学良很多时候都是处在卧床静养状态，也就是做“呼吸气功”。在卧床同时回忆平生经历，在静思中重新体味过去的戎马生涯和酸甜苦辣，保持了思维的活跃和大脑的灵敏，这对心理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在晚年时，他口述历史，情节次序有条不紊，细节也鲜明生动，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学良囚禁时的大脑体操。
蒋介石囚禁张学良，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扼杀了少帅的满腔抱负，张学良不得不被迫过起了赋闲的生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张学良将军被禁，也免去了鞍马劳顿的军旅生活，更无法思虑政治上的得失，反而成就了他提前“退休”养生的条件。为了防止和外界接触，蒋介石一直把张学良软禁在山里，从奉化雪窦寺到贵州的青山绿水，都是一些风景幽美之处。客观上张学良有了清净的生活环境，而清净是养生的首要条件。
一旦越过了心理上的槛，眼前的就是悠闲的生活。张学良对此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生活态度，从养生的角度来讲，未尝不值得庆幸。所以晚年张学良说他“不愁吃，不愁穿”，虽然言语中滋味很苦涩，虽然他本意上不愿意以这样的生活换取长寿,但这种生活对养生是大有益处的。
张学良的静修养生法，是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不自愿而为之的。
讨论张学良的养生之道，不能不探讨宗教带给他精神的寄托和力量。54年没有自由的生活，对任何人都是一种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何况张学良年轻时是那样一位热血沸腾、胸怀大志的将门虎子。
他的生活表面上看上去一派悠闲散淡，内心却非常孤寂。一段时间里他精神忧郁，心境凄凉，过早地脱发秃顶，眼花耳聋；在心理上、精神上也有了些变化。在宋美龄的开导劝说下，他皈依了基督，希望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他不光熟读《新约》、《旧约》，也对宗教的精义进行研究，还是美国一家研究圣事的学院的函授生。到了星期日，他就下山到士林的一家小教堂去做礼拜。
张学良原本是不信教的，年轻时虽然加入过基督教青年会，但时间不长，而且那时的基督教青年会主要是开展一些社会活动，并不是个纯粹的宗教团体；加之后来戎马生涯，四处奔波，对此早已兴味索然。被囚禁后由于苦闷孤寂，觉得像“安贫乐道”“心正手洁”之类的教义，使他那备受摧残的心灵可以得到某种慰藉，似乎精神上也有了一种寄托，所以他信教了。
宗教，与其他信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着不寻常的诱惑力。一个人一旦投身其间，耳濡目染，就会变，甚至往往会像着了魔、入了迷似的，对它执著追求，笃信不已。至于它所宣扬的东西，究竟是真是假，对或不对，科学不科学，是不是合乎实际，那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然而，现代医学也日益重视宗教信仰与生命健康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医学家承认，宗教信念能带来身体机能的、奇妙的、不可思议的变化，而这种有益的催化作用又是西医原理难以解释的。精神救助法，往往使一些绝症患者化险为夷（至少病情能大为减轻），北京诊所某著名心血管大夫就劝过他的一个病人研究《佛经》，就是希望病人找到寄托、释缓精神压力。
张学良笃信宗教，有复杂的原因，这里不多评论。但他以基督教义中的爱人与己自勉，却是值得借鉴的。他在九旬寿筵上骄傲地说：“除了老了，我没有崩溃！”说明了他信仰宗教最终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力量。
对于宗教信仰，大夫的观点是应从宗教中汲取积极因素，用于养生，才是目的。
众所周知，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非法囚禁，一关就关了54年，风华正茂的36岁青年人被关成了九旬老翁。张学良是个有极高抱负的人，他26岁时就在给二弟张学铭的信中说：“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由年轻有为、叱咤风云的少帅，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失去了一切，这种人生给予的残酷打击，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住的。张学良却能在半个多世纪非常人能忍受的幽禁生活中，获得长寿，实属奇迹。过完百岁大寿，张学良仍然精神矍铄，他的私人大夫说他的心脏、肾脏、肝脏、血压，都很正常。牙齿也很好，吃自助餐仍能自己端盘子取食物。 被囚禁的一开始，张学良也接受不了现实，“终日绕室长叹”，大发脾气，内心非常忧郁。有着杀父之仇、失地之恨的堂堂爱国将领，看着日本军队横行中国大地，竟然整天枯坐赋闲，幽居深山，他哪能不满腔怨恨、愁苦不堪呢？
忧郁，也就是中医说的郁症，是无人能幸免的，也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早在几千年前，养生学家就已经开始研究郁症。《内经·素问·遗篇》中就提出了“五郁”论：“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说的是郁症范围极广，是致病的心腹大患。
在《素问·疏五过论》中，说明了郁症发病的原因和症状：“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医工诊之，不在脏腑，不变躯形，诊之而疑，不知病名，身体日减，气虚无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荣。”这提出了一个观点，贫富、贵贱、苦乐等人生变化，使人处于心理需求不能被满足的逆境状态，如政治迫害、怀才不遇、家庭纠纷、经济困难等，于是造成精神压抑，感到苦海无边。郁症几乎是任何一种身心疾病的致病原因之一。
人生变化带来的精神压抑，如果时间较短，就是一般性问题；但如果持续时间在3年以上，例如长期政治迫害（张学良的经历就十分典型）、怀才不遇、民族歧视、战争恐怖、颠沛流离、中年丧偶丧子等，就是对健康具有严重杀伤力的严重威胁。它有着强烈的精神压抑作用，能加速人体衰老，甚至导致当事人不幸夭亡。
清朝名医叶天士指出，《疏五过论》中提到的“尝富后贫，故贵脱势”是人生之大忌，如果因此发生精神创伤，是很难恢复常态的。换一种方式说，人容易接受先贫后富，先苦后乐，由逆境转为人生顺畅，是无碍于健康的；在一帆风顺中出现暂时性的挫折和意外，也不会对寿禄产生太大影响，然而哪怕心胸最豁达、意志最坚强的人，都难以从“富贵温柔”中猛然转向不可逆转的穷愁困苦的命运，因此而郁闷，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心疾”是最难治疗的郁症。这恰恰就是张学良面临的问题，张学良在囚禁生活的一开始，也是极其不能适应的，几度陷入绝望，并大病了几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