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是否从苏联医学家那里得到排毒健身的启示，这里无法详考。然而，20世纪40年代末，由于精神焦虑、身心疲惫之故，宋美龄出现了严重的内分泌失调，影响到了容貌，一段时间不在公开场合露面。她服用许多西药后见效甚微，在这个阶段里，她接受了中医学的“排毒”观点。
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宋美龄本来是很少接触中医理论的，但在客居美国期间她接受了一位中医的劝告：人体的阴阳失调、气血不顺会导致疾病和早衰。因此目前的内分泌失调理应引起她的警惕，应采用排毒之术，才是治本的关键。
宋美龄究竟是从何时灌肠，至今仍是个谜。然而她没有任何高血压、心血管类疾病，施行这一类调理方法并无意外之虞。用一种形象的说法，大肠为人体内的“百毒之源”，如人发生排泄困难等症疾，粪便中的各种毒素久滞体内，会引发痤疮、抗体减少、肠菌群失调、胃病、口臭等，严重的会导致脂肪肝、冠心病、动脉硬化等疾病。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种全新的“大肠水疗”取代了宋美龄曾长期采用的灌肠术。本节将“大肠水疗”方法介绍给读者，读者可以从有关知识中体悟到目前“肠内革命”风靡全球的内在原因。
千百年来，人类在肠道治疗领域潜心研究、不断探索，虽然创建了形形色色、种类繁多的肠道疗法，但由于传统肠道疗法依赖化学制剂，易产生副作用且收效甚微。另外，传统肠疗疗程漫长，痛苦不堪，让人望而生畏，终究都不能达到轻松、舒适、标本兼治的根本目的。然而，一种全新的物理疗法——大肠水疗法却以其安全可靠而普遍被世人接受。
“大肠水疗”并非新鲜事物。拥有悠久历史的古代中国、印度、埃及等国家都有大肠疗法的历史记载。自古至今，中西医皆有“大肠是百病之源”的理论。
在19世纪末，德国一名叫皮士的大夫发明了深层洗肠机，成为现代洗肠设备的原型。而后，洗肠机的发展过程也潮涨潮落。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由于原始简易洗肠设备的广泛应用，洗肠机的发展到了最鼎盛时期，在欧美各诊所、诊所、一些办公室甚至家庭中随处可见，肠疗成为人们生活中一种日常自我疗法。
大肠水疗另一个名称为结肠水疗，医学界又称之为结肠洗涤、结肠治疗或高级灌肠。顾名思义，就是用水（而不是使用药物或化学制剂）对整个大肠进行内部清洗。清洗的是直肠到盲肠之间（大肠全程）的自然滤透区域，它是结肠的正常功能受到影响时的一种自然处理方式。
大肠水疗的具体做法，并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场面令人难堪。一则资料介绍如下：
水疗技师将一小节有探头的插肛器轻轻插入治疗者肛处，治疗者仰卧，水通过结肠清洗仪在5000帕的起始压力下（这个压力比平时自己排便的压力还要低）进入人体肠道内然后放出，具体操作中技师要反复地做，将长期积累在肠壁上的废物质软化稀释，水流出时带出了多余的肠内气体、黏液、感染物、宿便、粪臭素、致癌物质以及一些有害的气体和重金属盐类等。而水的温度、压力、流速、流量可由操作技师监视控制，不会引起患者不适感。在结肠水疗的全过程中，无异味，治疗者不失尊。结肠水疗是现代人对高科技、高度文明充分享受的结果，所以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人并非是发生便秘才去做大肠水疗的，这也是大肠水疗同传统通便灌肠的区别所在。通便是往身体里注入刺激物和兴奋剂，它仅仅是从身体里吸取水分，从而清除肠腔内的毒废物质，而附着在结肠壁上被压实的废物仍会被存留下来，不能彻底地清理。灌肠是清洗直肠和结肠下部的好办法，但不能达到结肠的起始部，对于盲肠、升结肠及横结肠它是鞭长莫及的。大肠水疗法是在一定疗程内，除了彻底软化清除布满整个大肠内的硬结粪便，还可以软化清除肠黏膜表面的干固附着层，恢复肠粘膜分泌功能，促进结肠的蠕动，而且具有灌肠不可比拟的优点，即清洗到结肠的起始端——盲肠。另外，水疗全程无任何不适或疼痛的感觉，也没有因传统灌肠而引起强烈便意、频繁排便的尴尬与痛苦。
回到宋美龄的肠疗养生，有的调理专家甚至断言这是宋美龄保持迟暮之年风韵犹存的最关键的秘密所在。这个观点，与当今正在全球风靡的《肠内革命》所提倡的“肠内美人”不谋而合，大肠疗养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也得到了医学研究资料的支持。
大肠与肾脏、肺脏、皮肤为人体的四大排泄器官，同时与解毒器官——肝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量的细菌及其分解代谢产物以及大量的有害物质存在于粪便中，如不能按时排出，则部分可以通过结肠黏膜吸收，通过门静脉系统进入肝脏，加重了肝脏的负担，耗竭肝脏的解毒酶系统，损害肝脏功能。有害气体进入肺脏影响肺功能并产生口臭，同时也会加重肾脏和皮肤的排泄负担。结肠水疗正是基于对人体解剖生理功能上的认识、对粪便中细菌及其他有害物质的了解，以及这些有害物质对人体各器官的影响而发挥其对人体某些疾病的治疗和对机体全面的调理作用。
宋美龄丰富的养生经验和独特的做法，给予人们一个强烈的印象：这位在长达百年岁月中顽强地同时间的洗磨抗衡的非凡女性，在闲适的外表下居然为自己的健康和美丽付出了如此艰辛的努力，并把养生驻颜当做人生的一部分，在修炼中达到境界生命的圆满，并有尊严地告别人世。她的养生哲学，不管是从东方文化的意义还是从现代西医理论的涵义角度，对现代人都是有着深刻的启示性和现实参照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