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权益保障更应关注国家责任

　　地方立法不应总是想着去强调公民的义务，而更应去规范政府的权力，以制度保障政府履行自己的职能。与其制定几条针对普通公民的“创新性立法”，而又注定无法有效实施，莫如去关注政府的各项养老政策，通过国家扶助来缓解家庭压力，再辅之以道德倡导，让绝大多数公民都能愉悦地“常回家看看” 　　

　　6月2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布一号公告，就《辽宁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条例(草案)》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义务，与老年人不在一起居住的应当经常问候、看望。(6月4日《华商晨报》) 　　

　　这一消息在门户网站转发后，引发了网民热议。在一个老龄化社会渐行渐近时，与养老相关的新闻总会得到较多的回响。从家庭结构来看，为人子女的中青年人负担加重、工作压力日增是事实；空巢老人增多，老无所依、精神抑郁更是一个现实。倡导公民尽子女之孝，“常回家看看”，既必要，又紧迫。 　　

　　问题是，我们以何种方式来提倡孝道？辽宁省人大常委会给出的答案是：地方立法，即在地方性法规中要求子女“经常问候、看望老人”。颇多网民和评论人都高度赞赏了这一“立法创新”。然而，立法中有无规定子女尽孝的内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让子女必须按法律的规定去尽孝道。正如我们所知，法律与道德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法律是“他律”，以外力(国家强制)保证实施，而道德是“自律”，靠内心觉悟和社会舆论来推动实施。既是规定了子女要“常回家看看”，那就必须得有责任条款———如果子女不“常回家看看”，法律又能把他怎么着？ 　　

　　对此，《条例(草案)》的相关规定是，“国家工作人员违反上述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以此看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官员们其实很清楚，所谓“究责”是不可能适用于所有人的。一部本来针对全社会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结果却变成了对“国家工作人员”这个特殊群体的义务限定。有人会说，既为国家工作人员，就应在孝敬老人上为公民楷模。这话不错，但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要求，放在《公务员法》或放在地方的“《公务员法》实施细则”中岂不更合乎立法逻辑？ 　　

　　更何况，既是究责条款，就应将责任事由具体化，以增强可操作性。“常回家看看”中，何谓“经常”？“情节严重”中，何谓“严重”？给予“行政处分”，又该给予何种“处分”？ 《条例(草案)》中的这些语焉不详，事实上使一个本应严谨的法律条款成了一项宽泛的道德倡导。 　　

　　依笔者看来，子女尽孝，家庭抚养是中国养老传统，不容否认更不容忽视。但在新形势下要“保障老年人权益”，除了从道德层面提倡子女尽孝之外，更应以立法规范和强调国家责任。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空巢老人增多，既受社会转型、工业化加速、人口流动更趋频繁等因素的影响，但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的生育政策使然。在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家庭结构下，一个三代之家，上有四位老人下有一个小孩，负担不可为不重。地方立法不应总是想着去强调公民的义务，而更应去规范政府的权力，以制度保障政府履行自己的职能。与其制定几条针对普通公民的“创新性立法”，而又注定无法有效实施，莫如去关注政府的各项养老政策，通过国家扶助来缓解家庭压力，再辅之以道德倡导，让绝大多数公民都能愉悦地“常回家看看”。（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