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老爱笑，这个特点和他酷爱藏书一起几乎成为他的第二张名片。在宽容随和的另一面，钱老又是一个治学严谨、信念坚定的科学家。他的微笑不仅是一个动作，更是宽阔胸怀的表象；他的严谨也不只是一种习惯，而是对国家、民族大义的珍重。
人生的成败，关键在于正确的选择。钱学森从小就有一腔爱国的热情，因此，他的理想、他的奋斗、他的脚步都坚定而执著。是对祖国，对人民无私的爱，让他无怨无悔，也因此可以从容应对困难和挫折，无论多么优越的物质条件都可以放弃；在失去自由的时候保持乐观。
这何尝不是长寿的秘诀
钱学森祖籍浙江杭州，1911年12月11日出生在上海，他的祖父曾是一位丝商，后来家道没落。民国成立后，他的父亲钱均夫就职当时的教育部后，在钱学森三岁时举家来到北京。钱学森在北京读完小学、中学后，决心考工科。当时的他认为中国工业落后是国家落后的主要原因，他的想法是“振兴工业救中国”。1929年，钱学森中学毕业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4年暑假，他又考取了清华大学公派留学生。在回忆这段生活时，钱老说，当时国民政府选拔一批留学生赴美，我感慨于中国民不聊生的现状，于是决定赴美求学，学成之后回国奉献。
钱老一走就是整整20年。虽然时间漫长，但他从没有改变“学成回国报效祖国”的初衷，无论在国外拥有怎样优厚的待遇，也无论他归国的途中出现怎样的坎坷，钱老始终坚信，中国才是永远的家。
到美国后，钱学森先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一年后他决定追随当时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有“超音速时代之父”之称的卡门教授。在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勤奋好学的钱学森极大地发挥了他的天赋，他不仅著述甚丰、成果显赫，而且成为当时有名望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火箭研究小组的重要成员，这个研究小组吸收的是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年轻的钱学森已经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方面取得了宝贵的科研经验，成为科研小组的元老，对二战期间美国的火箭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3年，受美国军方委托，钱学森与同事们合作研究，提出了一份题为《远程火箭的评论和部分分析》的重要研究报告，为美国在40年代研制成功第一批地对地导弹奠定了理论基础。1945年，他成为美国空军顾问组专家。战后，钱学森担任了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的主任。
“二战”结束后，美国空军赞扬钱学森对胜利做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他的贡献和价值，多次得到美国军方和官方的赞扬和确认，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成曾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
作为家中独子，他既思念家人，又惦念祖国。1947年夏天，钱学森回国探亲。这次省亲中，他参观了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并给学生作了工程和工程科学的演讲，引起很大轰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一再挽留他，但混乱的时局最终让他谢绝邀请，回到美国。
这或许是天意的另一种安排。这一年秋天，钱学森在美国和蒋英结为伉俪。蒋英是女高音声乐家，是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和蒋左梅夫妇的三女，后来留学维也纳、柏林学习声乐。
婚后，钱学森继续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同时还担任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和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而不久之后，大洋彼岸的中国发生了惊撼天地的巨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这个消息令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十多年来他刻苦辛勤地准备，不就是等待着报效祖国的那一天么。先是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之后又是动荡不安、混乱不堪的政治时局，几度归来报效祖国的愿望都被现实粉碎了，现在终于到了回家的时候。
当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夫人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声誉，他们拥有十分优越的条件，但祖国的召唤让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这一切。钱学森曾激动地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
然而钱学森没有想到，这个愿望又让他们苦苦等待了六年，才最终实现。
钱学森在美国工作的十多年间，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国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国。”
1950年，美国政府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并指控他有非法入境的嫌疑，钱学森想以探亲为由立即回国。当他一家人准备乘坐加拿大班机离开时，却在海关被美国国防部扣留。之后美国司法部签署了逮捕令，将他拘留起来，剥夺了他的自由。虽然两星期后他在美国的同事和朋友将他保释出来，但他继续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并被滞留五年。
但钱学森并没有屈服，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一方面继续自己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坚持斗争，寻找回国的时机。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
钱学森立即想到给陈叔通写信，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但当时钱学森已被特务监视，他只得将信写在一张香烟纸上，夹在蒋英写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地寄了出去。陈叔通接到信的当天，就把信送交给周恩来总理。
1955年10月8日，几度坎坷，钱学森一家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在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一家人就来到天安门广场，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让他们激动不已。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我一美元也不存，许多人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当一个人所做的事，能被称为事业，并可以被称为为人类、为民族、为国家所做的事业，那么他就会充满热情和力量。这样的热情和力量可以让人保持旺盛的精神和健康的体魄。钱老回国后，日夜奔忙，身体虽然劳累，但他心情放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小事。
这或许是他长寿的又一秘诀
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时，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给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开始培养新中国第一批火箭、导弹技术人才。作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钱学森呕心沥血，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60年，在他具体领导下，我国研制成功了第一枚导弹。之后，他又亲自主持我国“两弹结合”的技术攻关和试验工作，于1966年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枚导弹。1965年，他向中央提出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辉煌。1958年春天，中国科学院一些科学家倡议利用科学院的力量创办一所新型大学，钱学森就是其中的积极倡导者。后来，钱学森担任科大力学系主任长达20年之久。
力学系和化学物理系的创建过程中，钱学森事无巨细，连教研室主任、主要任课教师等都由他们亲自聘任。
钱学森在繁忙的组织工作之外坚持给科大学生讲课。科大的学生回忆说，钱先生每周上一次课，一次四个学时，一个学期中除一次因去苏联访问而调课外，从没有缺席过。钱先生声音洪亮、板书非常规矩，由于学校配的扩音器带着导线不方便，他就对着大教室大声讲课，一节课下来嗓子都沙哑了。
据科大老师回忆，钱学森虽然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但他每次到科大来从不穿西装，只穿土布中山装，戴布帽，穿布鞋。夏天来校时有时戴草帽、穿带补丁的短裤。他在给学生讲课时发现，许多工农子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他就毫不迟疑地将自己刚出版的中文版《工程控制论》一书的稿酬捐给系里，资助贫困学生购买学习用具。
健康长寿的人，大多多才多艺。这既是先天的优势，又是积极生活态度的成果。同时，也是促进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高雅的情趣，必然能熏陶高尚的情操；宽广的视野，必然能培养豁达的心志；忠贞的爱情，又会成为人生路上最有力的支撑。
有了这些的人，一定能是健康而长寿的。
钱学森虽然终身致力于物理学研究，但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具有艺术、人文情怀的大科学家。他的堂妹钱学敏说，钱老在20世纪90年代与她通信时常常谈到“大成智慧”等哲学问题，他的观点独到而深刻，给她的学术研究以启发。
钱老爱书。采访过他的记者都知道，他的家居陈设简单，但每个房间都有一面“书墙”，钱老说，即使90岁高龄，他也每天坚持读书和做研究。
钱学森尤其爱好音乐，他在少年时便是有名的铜管乐手，当年在交通大学校园里，钱学森参加了交大的铜乐队，毕业时拿到奖学金就去买各种唱片。当然谈到音乐，就要说到钱老的“家庭音乐教师”——他的夫人蒋英女士。若干年前，钱老在一次颁奖仪式上说：“蒋英和我的专业相差甚远，她是女高音歌唱家，而且是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正是她给我介绍了这些音乐艺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于人生的深刻理解，使得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在蒋英的影响下，钱学森熟悉了各种中外名曲和世界乐坛的风格流派，他特别喜欢巴托克和贝多芬的音乐，尤其欣赏巴托克音乐中潜伏着的那种执著的刚强。
钱老和夫人相濡以沫数十载，不善言表的钱老却在一次公开场合表达自己对夫人的感激和恩爱之情。钱老说：“我们结婚已经44年了，这44年我们家庭生活是很幸福的。但在1950年到1955年美国政府对我进行迫害的五年间，蒋英同志管家，她是做出巨大牺牲的。这一点，我决不能忘。”这一番肺腑之言令在场主人无不感动。
钱老德高望重却从不居功自傲。钱老的家人讲到这样一件事，一位75岁的菲律宾老华侨写来一封信，回忆起她50年前与回国途中的钱学森在马尼拉轮船码头的一席谈话。
华侨问他为什么想回到中国？他回答：“我想为仍然贫穷困苦的中国人民服务，我想帮助在战争中被破坏的祖国重建，我相信我能帮助我的祖国。”钱学森反问华侨做什么工作，她答是高中老师。钱学森说：“非常好，中小学的老师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他们必须受到好的教育，以培养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但这位华侨却说：“我只能教低层次的东西，不像您，是杰出的科学家，能够创造伟大的事业。”当时钱学森这样回答她：“不，我只是蛋糕表面的糖衣。蛋糕要想味道好，里面的用料必须好。基础非常重要，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
这是钱老真实想法的写照。因为要做“蛋糕外的糖衣”，这位泰斗级科学家在晚年不便参加学术活动以后，就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写信，主动申请辞去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称号。
原来，钱学森在1957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十分珍视中国科学界给他的这一荣誉，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各种学术活动。但到晚年由于行走困难，不便参加学术活动，他就主动请辞。
可是，他放下的是头衔，坚持的却依旧是他热爱的事业，94岁高龄的钱老仍为中国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殚精竭虑。去年3月，他在病房和工作人员谈到创新人才时说：“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