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4日，茅于轼出生于南京。茅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堪称名门望族的大家庭。茅于轼的父亲有兄弟三人，二伯父茅以升是中国造桥名家，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则是我国第一代铁路机械工程师，为我国早期的铁路建设作出了贡献。茅于轼的母亲陈景湘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父亲陈吟诗是清末的举人。
在中国当代知名的经济学家当中，茅于轼可以说是相当独特的一位：半百之年，他才正式跨进经济学圈；非科班出身，他却以自己原创的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建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行将老至，他又将自己定位于一个向社会普及经济学知识的“传道士”，并尽余热致力于实践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社会责任的扶贫活动。
记者几次电话邀访茅老，每次都是茅老夫人赵燕玲女士接电话。赵女士的声音非常柔和，又有几分爽朗，她告诉记者“他在外地”或“参加会议去了”，接着“预告”茅老可能在家的“闲日”。于是，记者对茅老的生活节奏之快、肩上负荷之重留下深刻印象。
在充满希望的等待后，终于在一个暖暖的冬日有了一次与茅老面晤的机会。茅老看上去非常慈祥温和，虽然已是七旬老人，但谈吐仍不失睿智、精练，让人油然而生敬意。
印象中，茅于轼给人一种智慧、严谨、高尚的大师形象，其实他的性格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天真和好奇。他的大脑总处在观察、思考的状态中，还常把自己思考的结果写在笔记本上，并取名叫“100个为什么”。确实，茅于轼是一个非常“不安分”的人，总是不囿于现状，总是不拘禁自己发散的思维、不停顿自己探索的脚步——也许，这样才可以理解当初年过半百的他，为何会从铁道工程机械研究领域改行投身经济学界。
“深入浅出”是学问之道的高级境界，茅于轼的信念是：“经济理论必须逐条地都可还原为经济现象，一切经济现象也必定有相应的理论可以解释。”本着这样的信念，茅于轼曾以1986年游历美国时的点滴感受为素材，写了一系列随笔，从就业、生活、制度、价值观到宏观经济，全面介绍美国的经济体制，用经济学的原理为普通读者说明市场经济的运作。后来，这些文章又汇编成一本生动精致的书，取名《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这本书到1999年累计发行了5万册以上，旨在引导读者自我思考，体会出自己能掌握的经济学，因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从此，茅于轼的随笔一发而不可收，在《南方周末》、《经济学消息报》等报刊上，都可以经常读到他的新作。在文章中，茅于轼从经济学的思维出发，对中国人的未来精神世界进行了严肃的探索。而且，他的随笔科学性、建设性极强，理性远胜激情，字里行间的那种疾恶如仇、为民请命的激情，虽不及鲁迅先生以“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来得痛快，却因借助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手段，更显冷傲深刻，让人从逻辑的结论中折服。他的文章在一些高层次的读者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茅于轼迷”。新加坡经济学家王建国对茅于轼的经济学颇有研究，认为茅于轼的经济学体现了对平民阶层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当之无愧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
人们偶然接触到茅于轼的经济学作品时，都能被其中引人入胜的文字打动，在生活经验的共鸣中享受到知识和智慧的美感。所以，称茅于轼为经济学领域中挥洒自如的“探索者”和深入浅出的“传道士”，恰如其分。可以说，茅于轼是一个经济学家的同时也是一个无所不至的观察家，工业、农业，彩票热、垄断现象、人权与特权、道德与法律等等，都在他的观察与思考之中。对当下社会中出现的种种现象予以高度关注，思索不停，笔耕不辍，这也正是他良知、勇气和责任感的表现。
而今，茅于轼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扶贫事业上。对此，他认为很值得，他的心愿就是希望最大程度地把自己所学到的经济学理论付之于帮助人们脱贫致富的实践。
他认为，这是在追求和传播快乐。
茅于轼曾说过，任何一种物质享受都很容易达到饱和，但精神享受却没有极限，而处于精神享受的最高端就是“对真理的发现”。他提出人生价值的标准是快乐。以前他以为财富是标准，但现在他认为凡是使社会快乐总量增加的，就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意大利数学家帕累托提出一个经济的帕累托原则，那就是任何经济活动不应该使任何一个人变得更穷，至少要使其中一个人变得更加富一点。这样，社会财富总量就会有所增加。在茅于轼看来，整个社会没有一个人不快乐，至少有一个人会变得更加快乐一些，这样，人类社会的快乐总量就会增加。这就是他所提出的帕累托快乐改进理论。他甚至设想能创建一门“快乐学”，从而让更多的人增加快乐，而不让任何一个人的快乐减少。
对于茅于轼来讲，夫人赵燕玲就是他快乐人生的源泉。曾有人约他写书，没想到他却对人说，我想来想去，这一辈子最值得写的就是夫人赵燕玲。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刚去东北工作没几年的茅于轼得了一种怪病，在当地怎么也治不好，担心不已的母亲便送他到江南老家休养。在这段时间里，由家族长辈们热心牵线，茅于轼与漂亮的苏州姑娘赵燕玲相识并相爱了。赵燕玲出生于1934年，当时只有19岁，正在当时的苏州助产学校读书。茅于轼没想到，一病下江南，前后不到一个月他的病就好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找到了一生的挚爱。
1958年，赵燕玲得了严重的胃溃疡，只好办停薪留职，从此成为全职主妇。“文革”期间，茅于轼被划为“右派”，每次“运动”都要挨整。从此，许多重要课题与他无缘，他的科研成果无处发表，已经出版的书还要把作者的名字改成笔名。家也被抄了，连儿子的玩具都没有幸免于难。当时，正值青春年华的赵燕玲不仅没有“背叛”丈夫，而且还勇敢地保护全家老小，将“坚持到底”的信念传递给家人。
对于茅于轼来讲，那些失去自由的日子固然是不幸的，但因为有妻子相伴，生活也有幸福的一面。茅于轼得到“解放”后，赵燕玲将家里的琐碎事务全部承担起来，做丈夫的坚强后盾。在这样一位好太太的全力支持下，茅于轼才能全力以赴于自己的事业，并取得令人惊诧的成就。
茅于轼的寓所，简朴却温馨，书籍似乎才是房子真正的主人。茅于轼对待自己很“吝啬”，平时写个便条或做计算，草稿总是用废信封或资料包装纸的背面，胶水干了对点水继续用，家里不到完全天黑不会开灯。茅于轼惟独在穿着上稍为讲究，但熟悉的人知道，他的好些衣服都是精心修补过的。
为理想为信念奔忙了一生的茅于轼，现在还在同年轻人一样意气风发地“干事业”，外出时老人总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往穿梭于北京街头的滚滚人潮中。平时，茅于轼忙碌于写书、写文章、讲演、参加讨论、做顾问……每天六点半起床，工作十几个小时，还是感到时间不够用，脑子里经常冒出一个个好点子却没有机会去实施。
“现在我的想法又比以前更进一步了，我希望世界大同，全世界的人都能和平发展、互相尊重，个体独立、自由。”谈到自己的身体时，茅于轼坦率地说确实不如以前，但除此以外，他一如从前。很多朋友都好心提醒他要注意身体，可他却说：“这身体，你注意也好，不注意也好，该死的时候你还是要死的。”道理不一定正确，但老人对待生死如此直言不讳，如此豁达大度，令人不得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