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之病名，都与天象气象有关，如风湿、温症、伤寒等。如能在惟像方面，整理使之成一完整体系，则医学之全体大用明矣。
● 我每天5点半起床，自己用手全身按摩10分钟，从眼睛、脸到脚，持续下来已有45年了。
撇开政治人物的历史功罪不说，陈立夫一生宣讲的养生哲理、方法、原则，对当今中国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人士都是颇有教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陈立夫先生是不愧为长寿楷模。
我的健康良好，确是运动的功能。早年读中学时我就喜欢运动：举凡网球、篮球、游泳、足球、滑冰、跳高、跳栏、赛跑等，我都参与活动，例如形意拳、太极拳我也都打过。可以说各项运动，我都有浓厚兴趣。同时，我读的中学要求很严，学业成绩平均必须85分以上，1小时假都不请者，学期终了可获颁一奖状。4年下来，我荣获7张奖状纸，一学期未拿奖状，那是因家兄果夫结婚，请了一次假的关系。读大学时我也喜欢运动，主要还是为了锻炼体魄，我确认身体健康原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故有人邀我演讲时，如一时未特定题目，便做临时性的养生经验讲话，告诉大家如何运动。譬如民国73年，就是1984年，我在政大校友会新年专拜时讲话，就曾把上述那套运动方法一一讲出来并为表现示范。
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优点，躺下不到5分钟就睡着了，因此，我一向都睡得很好。我有一重要原则，即我答应要办的事，便一定拼命去做，即使做得未尽理想，但我已尽了全力。由于已全力以赴，故我入睡时便不再想白天所做的一切，于是我就能安然进入梦乡。
此外我有个特点，也是多数人难以做到的，那就是当有人在旁高谈阔论时，我可以不受影响，照样伏案沉思，冷静地写文章。此时我能把两耳封闭起来，听之而不闻。
因此，我由士林家中到北市南海路孔孟学会上班，历时约35～50分钟，便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在座车中批阅公文，毫不受沿途车辆的嘈杂干扰。
我常在忙碌中度日，通过每天写五六封亲笔信，还要替不少人题字、作序等多方应酬，并编写文化教材，逐日文版为伍，好像有永远做不完的事。但我并不疲惫，此应是我受自强不息常年运动之赐！
陈立夫家庭和睦，同何应钦一样，他终生只有一个夫人，他和夫人孙禄卿共同生活了65年，相爱终生，享尽天伦之乐。陈立夫总结的夫妇相处之道为8个字：“爱其所同，敬其所异。”这句话对当代中国家庭的夫妻关系，也是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
陈立夫对中国文化的另一贡献是倡导、推广了祖国的中医事业，直至晚年，人们还称他为“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
早年，针对鲁迅、胡适、梁实秋、陈寅恪等中国知识分子否定中医的言论，陈立夫理性地指出：“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
陈立夫之所以能客观、公允地对待中医事业，跟他的经历有关，在大陆时，就有几件事加深了他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印象。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摔伤了腰脊，疼痛难忍，陈立夫找到一位气功师为蒋介石发功诊治，使蒋介石的疼痛减轻，蒋高兴之下，赏了该气功师2000元大洋。
1938年，陈立夫的一位友人患腹膜炎高烧不退，送到诊所，西医断言该病人只剩下6个小时的生命。陈立夫情急之下找到一位当中医的朋友，这位中医为病人诊断后，两副药就把这个病人救活了。
1943年，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份到青海视察，途中不幸染上痢疾，当地没有大夫，一位兽医给陈立夫打了一针，这位兽医用的针剂分量和给牛用的分量差不多，只稍微少了一点。陈立夫打针后，病情不见好转，只好乘飞机回重庆治病，到重庆后陈立夫请名中医张简斋诊治，才把病治好。病愈后，陈立夫查看有关书籍，才知道那位兽医用的分量已经超过了正常用量的二倍，而书上说，如果超过用量，病人会浑身关节疼痛，四肢无力，严重者会因此死亡，这件事使陈立夫后怕不已。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有说服力，胡适先生糖尿病病情十分严重，西医束手无策，北京协和诊所的西医对胡适说：“是糖尿病也，不可为矣，速预备后事。”一直贬斥中医的胡适在生命垂危之际“临时抱佛脚”，恳请中医救命，著名中医专家陆仲安把处在弥留状态的胡适又救活了，自此以后胡适不再攻击中医，陈立夫见到胡适，也把他打趣了一番。
陈立夫有一次针对否定中医的思潮激愤地写道：
杀人方法，愈少愈好；救人方法，愈多愈好。中国医学，自成完整之体系，西医不知加以研究而思毁之，其愚孰甚！
1991年，陈立夫为大陆中医研究机构题词：
中国医药文献为最丰富之宝藏，有待吾人以现人方法之发掘者也。
五千余年吾祖先智慧结晶，吾人应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之整理以尽继述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