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八十”画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展的前一天，广州大酒店18楼，一个豪华套间。刚刚午睡过后的黄永玉，像一个黑社会大佬，被人们簇拥着。老人脸上泛起的红晕让人想起他笔下的荷花。黄老随意地坐着，笑眯眯地用他几千烟斗中的一个抽着烟，身边放着自己打造的“黄家”专用的茶杯。他的每句话，都让屋子里的人哄堂大笑。
这简直不是接受专访，简直是一个可爱老头在哄大家乐。
记者请他起身照相，他斜着眼犹豫片刻，那片刻让人看到这个80岁老人不愿被人摆布的倨傲。终于决定要照相了。高楼顶上，手衔烟斗，一手叉腰，一副气壮山河的样子。
诗歌、散文、杂文、小说，文学顽童。水墨、雕塑、木刻、版画，丹青怪杰。凤凰、北京、香港、意大利，处处为家。人们几乎很难界定到底哪种身份更适合他。
“搞艺术创作不容易，年轻人靠的是本事，像我这样的老人，就只有靠牌子了。”黄永玉笑呵呵地说，搞不清是自嘲还是自夸——不论如何，他都有资格这样。
少小离开凤凰、中学时各科成绩总和100分，到远离科班教条，自成画派一宗;被过去的时代狂扁，被当下的时代狂捧，老头却将这一切轻松化解，称自己为刁民。与岁月互为表里的黄永玉将自己的一生作为，总结为或轻松或尖刻的幽默历程，被他轻轻一抖，便满地生花。
留级大王和天价艺术家
1924年出生于湖南常德，半岁后随父母回凤凰老家。入凤凰县岩脑坡县立模范小学，入福建厦门集美中学。在这里，变成了一个著名的留级大王。一个人，竟然有几百个同班同学。
1938 年参加金华野夫、金逢孙二先生主持的中国东南木刻协会。1939年木刻《下场》发表在福建永安宋秉恒先生主持的《大众木刻》月刊上，得到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稿费。1947年后，参加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从事木刻运动与创作活动，刻反饥饿、反内战的木刻传单及其他木刻。先后任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参加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
1977-1991年，步出“文革”炼狱的黄永玉，等到了他的黄金时期：他创作设计的金猴邮票成为目前炙手可热的珍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获意大利总统颁发的最高司令勋章……1999年，在香港大学博物馆举办《流光五十年》个人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2003年7月，荣获第二届美术金彩奖。
黄永玉，现在他的一纸书法的草稿，也许就会让人的眼睛发出绿光。1986年他的画作拍卖价格在5万元以下，3年后达到13万元;1990年他的一幅《春图》卖到16.5万元;1992年他的《好鹤图》拍到19万元;2001年他的一件作品在嘉德拍卖会上拍到了77万元。
苦难只是一碗汤中多加点盐
2004年秋天，黄永玉回忆一生时，最刻骨而且乐道的，却是毁了他以及他表叔沈从文等人大好时光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
“文革”时期，几千个著名的文化人被关在京城郊外一个叫“社会主义学院”的地方，那些被黄永玉称为“爷爷、叔叔、伯伯”的人们中间，有夏衍、田汉、周扬等等。
音乐家马思聪在那里与黄永玉相邻而居，每天会有人给马思聪送《参考消息》，于是黄永玉沾了他的光，每天早晨从他那里要过来看，晚上马思聪又从黄永玉这里把《参考消息》拿走，就这样来来往往，日子悄无声息。
突然有一天，黄永玉被告知：不要学马思聪。黄永玉暗自犯嘀咕：学马思聪?学得了吗?人家可是大音乐家!后来有传言说马思聪全家逃到巴黎去了。黄永玉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怎么可能?
“嘿——他还真去了!”黄永玉仍然吃惊地对记者说。
“那个时候我心里在拼命琢磨他究竟是怎么跑的。有什么办法跑呢?而且全家都跑了，这是多么奇妙啊!要我一个人跑我肯定不会跑，全家少半个人跑我都不干。但要是全家人能一起跑掉，那可真是精彩啦!哈哈!他们让我不要学他，嘿嘿，我心里可真想学啊!可就是学不了啊!”
“牛鬼蛇神”的岁月，屈辱与迫害，在黄永玉眼中只是“一碗汤中盐的多少问题”。“老舍和马思聪当然会受不了。对我就像喝汤，咸了一点，皱一下眉还是能喝下去。”
彼时的黄永玉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没有太多的大是非，“革命”的风暴刮起来之后，他的教学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教学方法”，黄永玉觉得“这在当时的环境下也能理解”。同样的道理在其表叔沈从文身上也有同样的演绎：沈从文从一开始就没从时代的变迁中得到厚遇，“文革”到来后的惨淡生活，也就没有引起他过分的心理失衡。
但是到了老舍那里，一切就相反了：“他那碗汤天天调得非常妙，忽然多加了点盐他就受不了了，再加一调羹盐，他就死了。”黄永玉回忆老舍的离世时，瞪大了眼睛。
黄永玉挨打的那天正逢他的生日，回到家，脱下衣服，贴身的背心被血牢牢粘在身上，用温水焐了以后，才脱下来。“文革”开始后，黄永玉执意要回北京，这样的境遇之下，黄太太所有的抱怨和辛酸只成了一句话：“唉，那时叫你不要回来你都不相信!”然而黄永玉的回答是：“不是这样的，将来不会永远这样的!”听起来像临危不惧的口号。
黄永玉心里很清楚：“那个时候逞英雄肯定是死路一条，早被打死了。”
“四人帮”垮台后，廖承志询问黄永玉是如何同“四人帮”斗的。黄永玉说：“我哪还敢跟他们斗争啊，他们不想斗我就不错了!”
“文革”后黄永玉找到了曾经动手打他的人，他的朋友表示要帮黄永玉“收拾”他们，他拒绝了：“全国人民家家都在遭遇不幸，你打他没有用。要使全国每家都幸福，那可能更难一点，但让全国每一家都痛苦也不容易，而那时家家都是痛苦的。我们现在讲‘文革’，年轻人不一定能理解，到了将来就更不懂了。”
站在痛苦和欢乐的外头
上世纪40年代末，黄永玉经野夫、李桦、陈烟桥、章西崖介绍，在上海参加了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先后任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在这些人的影响下，黄永玉和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后来说的团结得像一个人，那都是靠不住的。”
在全国青年“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中，黄永玉被召集去刻传单，几个人用毯子把窗子钉起来，通宵达旦地干，心里想的是：如果被国民党抓去，是绝对不会求饶的。有人笑他们说：你们不钉毯子人家可能不注意，突然钉了个毯子，人家就知道你们肯定不是在做好事。黄永玉和当时任何一个有志青年一样，满怀神圣的使命感，生活充实得一塌糊涂。
初到上海，黄永玉依靠刻木刻维持着紧巴巴的生活，5块钱一张木刻，一个月刻10张用来交房租。
“如果那时候我一个月能有100元的收入就好了，50交房租，还有50零用!”那些前辈们总在帮助这个年轻人。黄永玉拿着自己的木刻叩开了臧克家和唐韬的门。“他们看着我的木刻就说：这5张，我拿去找他们，你就不要管了，钱我就先垫吧。现在到哪里再去找这么好的老头啊!”
穿梭了80个春秋之后，黄永玉依然心存迷惘：“解放前，党的领导就像我们的叔叔伯伯爷爷一样亲切，凡事只需一声令下，我们便奋不顾身，马上去做，而且衣食住行都是自己管;解放后，有吃有住有房子了，我们反倒觉得压抑了，连叔叔伯伯爷爷也挨整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现在‘四人帮’垮了，改革开放了，但是大家又都散了——奋斗的目标、人与人的交往都把钱摆在了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