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55岁，父亲89岁。我和我的父亲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因为在我17岁以前，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不过5年。
在我幼小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模糊的概念。1954年10月3日，这一天我弟弟出生了。记得当时大概晚上九点多，我起来如厕，我妈妈说：“别乱跑，小心碰着孩子。”我一看，炕上有个刚出生的小孩，这时的家中，只有我、母亲和这个小弟弟，父亲不在家。据母亲说，父亲在住院，得的是肺结核。究竟过多久能回来看我们一次，她也不知道。
1958年，我到了上学的年龄，住到了石景山的姥姥家。知道了父亲已从诊所转到了北京市工人疗养院，大概过年过节才能回来看我们一次。那年的国庆节，父亲回来了，还带回来富强粉馒头，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看到这么白的馒头，印象极深。那时我是很想念父亲的，但是不能常见他，因为他得的是传染病，所以在家住两三天就得走。
1963年5月，我的小妹出世。因出生需报户口，我问母亲：“她叫什么名字？”母亲拿着一个小木盒，打开说：“你爸起好名字了，拿着这个纸条去报户口吧！”那年，我虽然只有12岁，但跑外报户口，回来洗尿布的事，我一个人全能干了。只是看到别人的爸爸天天在家，心里很是羡慕。
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父亲终于从疗养院回来，开始上班了。但没过两年，我就去了广阔天地，因此很少回家。从我记事起至 17岁插队，极少的时间和父亲在一起。他的身体状况离不开诊所、疗养院，我家的亲戚朋友都和我母亲说，我父亲活不过60岁。我还记得妈妈对我说：“你爸爸这身体瘦的，一阵大风都能刮倒。”她一直为父亲身体担忧。
转眼到了90年代，二十几年过去，没想到父亲的身体竟越来越好。1991年，我母亲得了脑出血，瘫痪在床。我们兄弟姐妹很着急，可工作忙没时间，于是父亲就一个人照料母亲，直到2002年母亲去世，共11年。母亲生病期间，我们4个孩子，没请过一天假，全部重任都落在父亲的肩上，而他已是七八十岁的人了，正是需要别人照顾的年纪。他的付出，我们都感怀在心。也许他是想用这一切来补偿他早年对家庭的“照顾不周”吧。
父亲长年保持着乐观的情绪，由于年轻时长期住院，因此，他的工资比别人低两级。但他说：“保持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从不把此事放在心上。父亲整日面对瘫痪在床的母亲，他从不皱一下眉，还偶尔开个玩笑把气氛活跃一下。
由于从前长期在诊所，父亲很注意个人卫生及房间的整洁。坚持饭后漱口、早晚刷牙。如今89岁的父亲，一颗牙也没掉，从未到口腔科看过病。
现在我每月都回去看父亲，陪他聊聊天，给他做顿饭，以弥补这些年来我们之间父女情的欠缺，尽自己的力量，为父亲创造好些的生活条件，让他过好幸福的晚年。我知道，我“陌生”的父亲，他天天盼望着我能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