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斯图加特的霍克杜夫村，发掘了一座公元前500多年的凯尔特人墓葬，内有用中国蚕丝绣制的毛布绣品。1949年，原苏联考古学家在戈尔诺？阿尔泰斯克自治省的一座巨墓中发现了保存得很好的丝织品，并于其中发掘出精致的中国刺绣褥面，上有用彩色丝线以锁绣法绣出的杂处于花枝间的凤凰图案，时间为公元前478年。这一丝织品与1978年发现的刺绣技法和图案的风格一致，说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已有一条从黑岸经平原、哈萨克丘陵到准噶尔盆地、河套地区以及蒙古高原的草原之路，将这一广大地区联系了起来。古老的斯基泰人在开拓和维护这条道路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425年)在公元前五世纪所著的《历史》一书中，曾隐约提到这条古道。书中说，从黑海边顿河上游的商业市场开始，有分布在南的西梅里安人，向东有斯基泰人，东北经萨乌罗马泰伊人居住的地区，再到布迪诺伊人住地，然后经过人烟稀少的荒漠，再向东，就到了杜萨该塔依人的住地，这是以狩猎为生的玉尔卡依民族，再向东，就是一支谋叛了斯基泰王族而迁徒到遥远东方的斯基泰人的居留地。经过这里，走过一段荒凉的地界，就到了一座高山下，这里住着秃头民族。最后是依赛顿人。后来的学者认为，希罗多德记述的这座高山，即指山，秃头民族，很可能指的是东方的蒙古人种。该路线所经之处，相当于由今顿河以东，渡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恩巴河，过咸海北岸，东南转向锡尔河和楚河，然后沿河进入天山北麓。
这条路的起点为希腊。公元前五世纪，中国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社会喜爱的衣料，希腊史学家克特西亚斯最早在其著作中提到赛里斯国。由希腊语和拉丁语演化出来的赛尔、赛里、赛里克、赛里亚、赛里斯、赛里可斯，以及后来英语的锡尔克（silk）、俄语的旭尔克，都是丝绸的意思，皆来源于中国“丝”字的谐音。
这条路的终点是蒙古高原。处在中国北方的蒙古民族，自古十分强悍。一待水草丰茂、人马健壮，就对南方进行残酷的掠夺。当时华北是我国蚕丝的主产区，丝绸是质轻、华丽的珍贵物品，掠夺容易，自然受到蒙古民族的特别垂涎。他们以掠夺来的丝绸作为与斯基泰人交换黄金的媒介，自此吸引东来的商人络绎不绝。
商代时，蒙古人活动于古和以北，与商王朝有过长期的争战；西周时，猃狁仍旧是中原王朝和民间的严重祸害；战国后期，北方许多互不统属的氏族在一定地域内形成较大的部落联盟，匈奴族便由此形成。在他们看来，掠夺比自己劳动创造财富更容易，甚至更为荣誉。
汉初，匈奴犹南侵不已，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匈奴战胜。从此，汉帝每年都要供给匈奴很多丝绸制品，匈奴人对于丝绸的获取由长期以来的掠夺转变为常规性地取得。这在《汉书？南匈奴传》中曾屡有记载。到了武帝初年，汉武帝于边界设“通关市”，准许两国贸易往来，匈奴以其出产的牛马羊驼换取中国的缯帛酒秫等物。由匈奴人（今蒙古民族）取得的大量丝绸可以推断，在汉武帝派张骞开拓西北丝绸之路以前，北方草原之路一直在东西方贸易交流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匈奴贵族所获得的大量丝绸，无法全部用掉，便通过草原之路运往西方贩卖。
公元前后，匈奴族是蒙古高原的主人，控制了阿尔泰北、天山南北以及广大地区。匈奴失势后，鲜卑等民族崛起。南北朝时，突厥族建立了从蒙古高原到哈萨克丘陵的东西突厥汗国，取代匈奴人控制了北方草原丝路。
突厥是六世纪中叶在我国西北兴起的游牧民族，北周对突厥“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北齐时，“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突厥贵族每年坐收丝绸数十万段，并将其中的大部分通过草原之路运往西域、中亚、波斯和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等地。
公元七世纪三、四十年代，回纥在漠北兴起，强制以马匹换取唐代的绢，从而获得大量的丝绸，史书称之为“绢马交易”。正如白居易“阴山道”中所说：“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每至戎人送马时，道旁千里无纤草”。《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代宗时（公元763~779年）回纥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回纥人把大部分多余的丝绸通过草原之路运往西域、中亚。
契丹族所建立的辽王朝与西夏政权，同样使这条古道发挥作用，他们用从中原掠夺来的丝绸换取西方的珍宝。《宋史》记载：“会无昊请臣，朝廷亦已厌兵，屈意抚纳，岁赐缯、茶增至二十五万。而契丹邀割地，复增岁遣至五十万。自是岁费，弥有所加”，“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统军挞览引兵分掠威虏、顺安、北平，……（宋与之议和）岁遣契丹银、绢三十万”；《辽史？圣守纪》有云：“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十一月，密请议和，愿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在这条通道的最南边，有一条支路曾起过非常突出的作用。即：经河套西行，经居延海，沿河西北山、马鬃山北麓，至、等地，从此西行。在宋、辽、金、西夏对峙时期，其他交通线路均难以顺利通过，商人便利用此路线东西往来。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并建立了蒙古汗国后，蒙古骑兵驰骋于亚欧两洲的广大地区，冲破了往昔各国的疆界，并在此辽阔的领域内，广设驿站，把各地联结了起来，使东西方陆上交通畅行无阻，历代被各民族割据、阻断的古丝绸之路重新开通，草原丝路重又焕发青春。
元朝是对蚕丝剥削最为苛重的一个朝代。元太宗八年（1236年）推行丝料之法，“每户出丝二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官；五户出丝一斤，并随路丝线、颜色输于本位”。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立十路宣抚司定户籍科差条例，列出各种户籍的纳丝标准，较以前更为加重，最高的每户每年须缴丝四斤，这些户籍分归诸王、后妃、公主统领。这些王公贵族把大量的丝绸用来调换西方的黄金、首饰、珍珠等物品。因此，在草原之路上奔向西方贸易的，大部分为官家子弟。